在很多朋友的认知中,中国古代与其他东亚外的古老文明之间似乎很少有直接的互动。事实上,由于中国与世界上其他主流文明的地理距离较远,且途中有很多自然障碍,因此历史上中国与欧亚、非洲的古代政权之间的交流和联系的确较为零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国与波斯以及阿拉伯地区的交流其实曾一度相当活跃,两地之间有不少的历史记载与文化交往。桃花石杂谈曾在其他文章中详细探讨过中国与波斯的关系米升网,而今天我们将专注于唐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往来,特别是12世纪一部阿拉伯史料中对“桃花石国”的独特记载。
如果要讲述唐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流,首先不得不提到阿拉伯的名称问题。许多人可能知道,当时的中国文献中将阿拉伯称为“大食”。但为什么中国人会选择用“大食”这一名称来指代阿拉伯呢?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其中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个名称的来源与阿拉伯人先祖部落——塔伊部落(Tayy)有关。塔伊部落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迁徙到阿拉伯半岛北部,并与波斯建立了长久的联系。由于波斯长期与中国有往来,这一名称也逐渐传入中国,并在语言中演变为“大食”。
展开剩余83%随着波斯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塔伊部落的名字进一步传入中亚,并演化成了“Tazik”,这一词最终成了塔吉克民族名称的来源。从这个角度来看,“大食”和“塔吉克”这两个词有着某种联系和共同的历史背景。
中国与“大食”的正式交往始于公元651年。据《旧唐书》记载,这一年一位名叫噉密莫末腻的“大食”使者来到中国,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建立了正式联系。根据史料,阿拉伯使者介绍说阿拉伯帝国建立已有34年,先后有三位统治者。而现代普遍认为,这位使者是阿拉伯帝国的第三任君主奥斯曼·本·阿凡派来的。他的头衔“Amiral-muminin”意指“信士的长官”,而《旧唐书》将其翻译成“噉密莫末腻”。
自此,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官方往来变得更加频繁,双方通过朝贡与贸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阿拉伯使团带来了诸如阿拉伯马、香料、豹子等特产,而唐朝则以丝绸等商品回馈阿拉伯。此外,唐朝还曾赋予一些阿拉伯使节官职。比如公元741年,唐玄宗李隆基曾封一位阿拉伯使者为左金吾卫将军,公元753年又封另一位使者为中郎将。
当然,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和平交往,战争也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分。阿拉伯帝国的迅速扩张与唐朝初期的强盛使得两国曾在中亚地区发生过几次直接的军事冲突。在公元715年和717年,唐朝将领张孝嵩、汤嘉惠和阿史那献曾先后两次击退阿拉伯军队的入侵。但到了公元751年,唐朝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怛罗斯地区遭遇阿拉伯军队的重大打击,唐军惨遭败北米升网,大量唐军被俘。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这一战役的记载,中国史料中最早提到阿拉伯地区的第一手资料来自于唐朝的杜环。他在怛罗斯之战中被俘,并被编入阿拉伯军队。在随军征战的过程中,他游历了今天的伊拉克、巴勒斯坦及北非等地,并最终在公元761年返回中国,撰写了《经行记》一书,记录了自己在阿拉伯地区的见闻。
即便在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军事冲突频发时,双方的和平交往也从未中断。例如,在安史之乱后,由于唐朝国内兵力紧张,曾向周边政权求助,甚至可能有阿拉伯军队参与了平定叛乱的行动。史料中记载,唐朝在收复洛阳时也可能得到了部分阿拉伯军队的帮助。
不仅如此,唐朝的民间与阿拉伯的交往也非常活跃。广州、扬州等地成为了阿拉伯商人聚集的中心,阿拉伯人往往在这些城市建立自己的商贸网络。公元714年,广州还设立了专门的外贸机构——市舶司,推动了与外界的贸易交流。据史料记载,一位中国人在公元9世纪曾在阿拉伯名医拉齐家中居住一年,并用5个月时间学会了阿拉伯语,能与当地人自如沟通。这一时期,唐朝接待的阿拉伯使团多达40个之多,表明双方的交流十分频繁。
然而,古代两个文明的交往并非总是一帆风顺。阿拉伯商人在广州、扬州等地的武装商团曾与当地居民发生过冲突,引发了中国人对阿拉伯人的不满。此外,黄巢之乱时,黄巢军也曾攻击过广州的阿拉伯、波斯和犹太商人,造成了他们人数的减少。
尽管如此,唐宋两朝的交流并未因此断裂,尤其是在宋朝建立后,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往进一步加深。广州和泉州再度成为阿拉伯商人的聚集地,宋太宗赵光义甚至亲自接见过一位长期定居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向他询问有关阿拉伯故乡的地理信息。南宋时期,由于失去了北方的农耕区,宋朝更加依赖海上贸易,其中阿拉伯人是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曾为宋朝官府提供资助,帮助建造大船以抵御金军南侵。
在这种密切的交流背景下,一本12世纪初的阿拉伯著作《动物之自然属性》产生了。这本书原本是一本生物学书籍,但由于其中涉及到各地的地理与文化,因此也成为了解古代阿拉伯人对中国认知的重要资料。在这本书中,阿拉伯作者将中国称为“桃花石国”,并详细描述了中国的地理、历史、人物、习俗等内容。例如,书中提到桃花石国疆域辽阔,城市众多,分为三个部分:秦、契丹和回鹘。秦国的都城被认为是长安或扬州,而书中对扬州的描述颇为生动,认为扬州是由大河分割的城市,皇帝和贵族住在一部分,平民住在另一部分。
《动物之自然属性》还描述了中国的传统十二生肖,但误将“虎”写成了“豹”。同时,书中也提到汉语与吐蕃语的差异,以及中国南方的广府(广州)等地的繁荣景象。作者对中国的纸张、丝绸等物产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丝绸的轻薄透明质地作了细致的描述。
这些记载反映了唐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之间长时间的交流与文化互鉴米升网,尽管其中有不少误解和不准确之处,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视角,见证了这两个古老文明的相互认知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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